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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也是极好的，况且，她看着是那么的善良。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酒店楼下，见到了久违的张小盒，她打量了一下我，说，你的头发长了。

    我拨了一下及肩的头发，打量了几眼张小盒，然而这才发现，她的长发短了。她的面色有些暗沉，精神不是很好，曾经明亮的眸子里便得愈发的黯淡，嘴角抽动的时候，带着一丝忧伤。我说，你的头发，剪短了？

    张小盒点了点头，将黑色的羽绒服抖了抖，瑟缩着身子说，北京的冬天很冷，你穿得这么单薄，不冷么。

    我说，还好吧，我习惯了南方的日子，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寒冷呢。

    其实出了门我已然感受到了北京冬天的晚上到底是有多冷了，只是来北京的时候忘了穿一身羽绒袄而已。张小盒倒是十分心细，七拐八弯地带我进了一个灯火通明的胡同，钻进了一家火锅店里。

    我们吃着聊着，我告诉张小盒，说，就是上次你见着的那个来专程来北京找我的家伙，现在成了我的男朋友了。

    张小盒微微笑着说，我早说过要怜惜眼前人，那位先生看着确实不错，一个能在你无助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的男人，一定会变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听着张小盒的话，我竟然觉出了一些幸福，幸好，我在不早不晚的时候和方与走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他受伤了之后，我才知道他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从而，我也懂得了，在不知不觉之中，他早已经成了我关心的人，只是，我们之间的那种感情，一直像缓缓的小溪水，直到他出现在我眼前那么多年，我都没有注意到他。

    张小盒一直没有提关于她男朋友的事情，令我有些诧异，于是，在一顿饭快吃完的时候，我小心谨慎地问了一句，盒子，你现在和你男朋友怎样了？

    张小盒脸色再一次黯淡了下来，沉默着不说话，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莫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还是她遭遇到了什么更为不顺心的事情，也或许是，她最终还是决定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我看见张小盒的眼泪挂在腮边，哽咽着，咬着下唇，身体有些发抖。我递过去了纸巾，小声地说，盒子，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张小盒抽出一张纸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吐了出来，痛苦地说，我男朋友他，他出了意外……死了……

    “死了……”我喃喃道。即便对于我来说，这像极了一个故事，但是，却犹如晴天霹雳，我心里猛然一震，“怎么会这样呢？”

    张小盒歪斜在靠椅上，小声地说，两个月前，我男朋友的保释申请通过了，即将走出监狱。但就在离开前一天晚上，他在睡梦里被人用木头做的尖刺捅进了心脏……

    原来，张小盒的男朋友因为即将离开监狱，感到特别开心，和狱友分享了这个喜讯，但是，监狱里关了许多亡命之徒，有些手里犯下的案子不小，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所以，他开心的事情，就成了别人难过的事情。就在那晚，一个即将判决的重犯，将藏起来本来用做自杀的木头尖刺刺进了他的心脏。

    张小盒的男朋友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或许，那时候的他在梦里都在徜徉着睽违已久的监狱外的生活吧。

    这一夜，我一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张小盒的眼泪。我暗暗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从此以后，一定要珍惜与自己所爱的人的每一天，绝不能再错过。

    此后，我每天都会和方与通话，方与每次都是快乐地笑着。因为每日的忙碌，我基本上都是简短说完就挂了电话。

    直到我在北京的第七天，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我妈在电话里说，妮儿，你大与哥病的严重么，你叔叔婶婶都去了上海了。

    ☆、71 病症

    我瞬间凌乱，心里升腾起了不详的预感。若是打破了头，以方与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不至于劳烦父母二老，而现在让他的父母都赶去了上海，那么，方与一定隐瞒着我什么事情。但我依然追问了我妈，我说，方与有什么病啊，就是头破了而已。

    我妈说，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我听说是得了脑瘤……

    脑瘤？他一直健健康康的，怎么会突然得了脑瘤了呢？

    我挂断了我妈的电话，直接拨通了方与的电话，方与说，小溪，你回来了？

    我没回答他，我说，方与，你是不是骗我什么了？

    方与笑呵呵地说，我咋会骗你呢。

    我说，我妈在电话里说，叔叔婶婶都到上海了，说你得了，得了脑瘤？

    我不情愿将“脑瘤”二字扣在方与的身上，直到现在，我依然还想着，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我说，不管是不是真的，你可不许骗我，骗我的话，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方与沉吟了一下，声音里依然带着宽慰。他说，小溪，可能是医生误诊了呢，也许是那一砖头拍出来了淤血，也许是软组织受了伤导致深度CT的影像不清晰呢，反正是没事的……

    “你等着，我晚上就到医院了。”我不待方与继续说下去，直接堵住了他的话。

    我知道他是在宽慰我，不想让我担心，但是，他不明白，两个人既然想走到一起，就该是休戚与共，就该是福祸相担，至少，也让我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他说的那样。

    我向公司请了假，买好了最早一班飞机票，回到酒店，将衣服胡乱地塞进了行李箱里，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赶往机场。这一次我没有心疼一路钱会花多少，坐在飞机上，我只想快一点，更快一点儿赶到方与的身旁。

    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我拖着拉杆箱奔跑着往出租车停靠点去，没有任何停顿，又用了四十分钟抵达了方与所在的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房间里除了方与和苏爽，还有方与的父母。我同方与的父母打了一声招呼。再看着惊惶着眼神的苏爽，我忿恨地瞪了他一眼。那一刻，我只觉得，若是方与有任何的不好，这厄运都是苏爽带来的。

    “吃饭了么。”方与问我。

    我摇摇头，说，方与你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去北京几天，你什么都没跟我说呢。

    “他怕你担心他，他不让我说的。”苏爽指着方与对我说道。

    “你闭嘴！”我白了苏爽一眼，“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我走的时候是怎么交代你的，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呢。”

    苏爽面上露出委屈，不再吭声。

    方与笑吟吟地说，小溪，咱们先出去填饱了肚子才说吧，大家都等着你没吃饭呢。

    我一通无名火发出来之后，自觉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若真的脑瘤，也不是苏爽一砖头拍出来的。

    我们几个人到了门口一家餐馆吃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