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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有波澜，但终因相互间的忌惮和约束基本上保持了平静的态势；在宋楠当庭斥责外廷不务正业之后，杨廷和也意识到大明朝经过这一年多的动荡，当务之急是赶紧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户部的奏报显示，去年一年，因刘六刘七之乱，导致朝廷财政税收锐减，山东山西以及河北诸府损失惨重，不仅是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的事情，数十座州府县城的重建和修缮，对百姓的赈济还要花费更多的银子。

    朝廷上下都明白，今年将是难熬的一年，收入锐减则意味着支出的锐减，朝廷计划中的多项巨大工程都难以为继；好在年后安化王和刘瑾的倒台相继让朝廷收获了九百万多两的抄家赃银，除掉宁夏镇平叛时调集大军的消耗以及战后的抚恤重建等花费之外，尚有六百万两结余入库，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一切都不能弥补这一年多来大明朝遭受的创伤，户部预计各州府完成重建以及百姓赈济之费竟达三千万两白银之巨，更是朝廷上下官员瞠目结舌。亦即是说，以后的一两年里，即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大明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用在重建上，也只能让一切恢复到刘六刘七动乱之前的情形。那一场大劫难实际上造成了大明朝经济的巨大倒退。

    有识之士其实除了财政上的担心，还明白百姓在心理上的创伤其实并不比钱财房舍上的损失更小，如何能让百姓们能从痛苦的回忆中振作起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才是一个问题的重心，但在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被自然忽略，如今的大明朝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字：穷！如何增加财政税收，让朝廷有银子办事，成了文武百官们议论的重中之重。

    杨廷和率领内阁六部等官员不可谓不用心，但却似乎无从下手，一个增加税收的最佳捷径便是提高朝廷各项税收的税率，但这样做无疑是不合适的，大明朝的赋税一向坚持薄轻的原则，贸然这么做的话，苛税会导致另一场动乱的发生，刘瑾的土地马政之策便是前车之鉴。

    数番廷议之后，官员们自上而下达成共识，国力的恢复要徐徐途之，税不但不能加，相反还要为民生息的考虑象征性的做一些减免。山东山西宁夏等地经历过战乱的地方还要免税，以鼓励这些地方迅速恢复元气。

    为了增加总体的收入，外廷制定了鼓励垦田蚕桑等政策，同时工部停掉部分耗费甚剧的大工程，将有限的财力用到大明各地农田水利的兴修上去，既要保证各地田亩的防旱灌溉问题，又要防止大江大河的洪涝，这时候绝对经不起天灾**的发生。

    宋楠很高兴看到外廷终于开始干正事了，就像自己和李东阳那天谈话所说的那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外廷只要不瞎折腾，自己也不会闲得无聊去惹他们。

    但对于外廷的种种措施，宋楠却是不屑一顾的，垦田开荒鼓励农桑修建水利这些事情固然是好事，但这可不是秦汉宋唐，也不是大明朝开国的时期，历史走到了今天，靠着这些农耕的手段想让大明朝如何的富庶，那是不太可能的。

    就大明朝的现状而言，大明朝的田亩不可谓不多，农桑茶盐的不可谓不发达，但问题在于大明朝最肥沃的土地，最好的茶山桑园，品质最高的盐田矿山都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开国百年来，勋戚贵族成千上万，这些人手里掌握的财富大于全部大明朝百姓所拥有的财富，个个如饥似渴的吸着大明朝血管上的血液，这才是其中的一个症结所在。

    即便有着这些制约，宋楠还是觉得有办法让大明朝富裕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摒弃以农耕为主的富国之策，建立一个有着发达商业的大明朝才是摆脱贫困的最佳捷径。然而在一个将百姓捆在土地上的国家里，出行都需官府批准路引，进入某州府地界都需要先去官府衙门报个到的大明朝，要发展商业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更别说那些根植在人们心中难以撼动的商人地位低下的顽固理念了。

    宋楠将这些考虑都放在心里，他不会去提出这些建议，因为他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自己还没有到能够随意发声的时候，就算刘瑾当初权倾朝野，他在弄出那个所谓的土地新政的时候也还是小心翼翼的避免触及勋贵们的利益，因为那会惹来灭顶之灾。

    宋楠不会去说什么限制勋贵们圈地敛财等等的废话，他也不会去说什么无商不富这等没用的话，他有着自己的打算，在能力范围之内，他要做出一个榜样，这也是他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

    七月流火，京城中热气蒸腾，大街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外城西南角的白纸坊中更是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就算是住在这里的百姓，在这样的天气里也难以忍受满地横流腐臭刺鼻的气味，纷纷尽量前往其他坊间避过这热力熏臭的午间。

    但却有十几个身影在毒辣的阳光之下，在一片恶臭的污水横流狼藉遍布的大街上走动，他们从宣南坊进入经过右安门内的街道进入白纸坊，一路指指点点的沿着白纸坊间唯一的一条街道往西再往北走了个遍，直到行到无路可行的北边的荒坟树林之处，这才在一片树林的阴凉下坐下来喝水歇息。

    面孔黝黑的李大牛拿开嘴边的捂着的口罩重重的吸了口气，啐了口吐沫，将腰间水壶递给坐在一旁的宋楠道：“哥儿，你真打算在这里造房子建商铺么？这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如何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