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9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父亲汪椒是浙江的客商。汪精卫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精卫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精卫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汪精卫铭的教育，在他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他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精卫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病逝。从此汪精卫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他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之后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1903年，汪精卫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他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

    说到汪精卫不能不提起蒋介石。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是政坛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反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第二年，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同年，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没几天，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显然，汪精卫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

    几个月后，就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jian。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汪精卫号称一生不贪财，不恋权，不吸烟，不饮酒，不近女色，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没外遇和桃色新闻。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把汪精卫和梅兰芳、顾维钧一起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汪精卫不但文笔优美，而且长得一表人才。后来汪精卫16岁那年，长兄给他订亲，未婚妻是汪兆镛同事刘子蕃的四妹刘子贞，她是个娟秀娴淑的女子。汪精卫中了秀才后，女家按当地礼俗，购办衣褂靴帽，赠送给这位未过门的娇客。汪精卫穿戴起来，玉树临风，到处拜客，不知羡煞多少青年男女！

    21岁的汪精卫考取日本法政大学的官费生，东渡留学。又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成的中华革命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与胡汉民、廖仲恺、陈天华等为同盟会出刊的《民报》撰写文章，从此才以“精卫”为笔名而行世。

    不久，汪精卫鼓吹革命，名传海内。他的长兄兆镛与舅兄刘子蕃，惟恐清廷追查，株连受祸，再三向他致函，劝诫他安分读书，切莫妄为。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哪甘就此退缩？为了不致逆拂长兄的意思，免得遭累家属，想出个形式上“出族”和“退婚”的办法，写信回家，与汪家脱离亲族关系，和刘子贞解除婚约。

    当刘小姐接到他的来信和汪家退回婚约书的时候，不禁伤心，刘子蕃当然也愤愤不平，可是当汪兆镛向他说明，汪精卫不但“退婚”而且“出族”的事实，揣知他是怕万一出事连累家人，所以才有此番举动，其苦心也就为刘子蕃谅解了。

    刘子贞明白原委后，却叫刘子蕃转告汪兆镛，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她仍愿等待他，不愿意改嫁。

    一次，汪精卫在公共场所作演讲，他那潇洒的仪态，雄辩的口才，十分受欢迎。当他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倒。陈璧君之父陈耕基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带给陈耕基。陈璧君在父亲那里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份令人振奋的报纸，一期不落，由衷地为主笔汪精卫犀利的思想、炽热的胆识、飞扬的文采所折服。不但到处追随捧场，还请他到家中，并且怂恿母亲，捐了一笔巨款，补助革命经费。

    陈璧君成年以后，她父母曾把她许配给她的表兄梁宇皋。表兄妹两人本是青梅竹马的相知，两人对这桩婚事，相当满意。当陈璧君受到汪精卫鼓吹革命的影响，决定远赴日本留学。

    陈璧君退婚后，于1908年7月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经孙中山“特批”，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与汪精卫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愈益倾心于汪精卫。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络，也许因为他和刘子贞只是形式上退了婚约，事实上并未断绝情义吧。

    然而，陈璧君每当看到汪精卫那风流洒脱的仪表，听到他那口似悬河的演说，不由得勾起她过去爱慕的初衷，于是又加强了对汪精卫的进攻。常常拿了文章请汪修改，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作诗填词。以此为由，常常到汪精卫的寓所去。汪精卫起初不知她的用意，总是认真教她。相处的时日一多，彼此之间自然增进了感情。本来当时见了女人还有点腼腆、拘谨的汪精卫，也被一个聪明而热情的南洋女郎所软化，渐渐地与陈璧君有说有笑，不拘行迹了。

    陈璧君喜欢汪精卫的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因而发誓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而陈璧君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渐渐地，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当时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反清志士，正准备进行一件惊天动地的行动，并决心牺牲自己，觉得决不能陷入儿女私情。不久，汪精卫就离开日本前往香港。这样也就摆脱了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了香港，先去找和他特别知交的方声洞。方声洞介绍妻子曾醒和meimei方君瑛与他相识。

    方君瑛，字润如，侯官（今福州市）人。父亲方家湜，曾在自己兄长家澍任秀水县令时协助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被称为是一个“有远识，教育子女得风气先”的开明人士。

    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眉字之间还有些英爽气概。汪精卫一见之下，觉得这位福建小姐非常动人，加上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无形中吸引了他，于是汪精卫对她起了怜爱之意。方君瑛见到汪精卫玉树临风的仪态，更从兄嫂口中知道汪精卫的才华洋溢过人，芳心之中，也对汪精卫起了爱慕之意。汪精卫来香港的目的，是请方声洞找到会制造炸弹的刘师复，但刘因为制造炸弹受伤，正在养病。汪、黄二人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汪精卫常和方声洞夫妻兄妹相处，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乘机要求汪精卫教她做诗词。

    此时，汪精卫意识到，他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

    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一时陷入低谷。对此，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从而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

    之后，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陈璧君等先后到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租了一间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拟在庆亲王奕劻府附近的小石桥下埋炸弹，由汪精卫藏身阴沟，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喻培伦往小桥下挖坑埋炸弹，汪精卫和陈璧君坐等。陈璧君知汪精卫明日将与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夜，不禁紧握汪精卫的手轻轻哭泣；汪精卫心潮澎湃，默默无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四面突发狗吠，众人只好作罢。翌日夜再来，又发现电线太短，不够用，无功而返。第三夜，黄、喻两人好不容易将炸弹埋好，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结果当夜，炸药罐被警察搜走。汪精卫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再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策划下一次行动。

    埋设炸弹前，汪精卫曾找陈璧君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道：“现在就要行动，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望你认真考虑。”陈璧君道：“我非单为刺杀摄政王而来，是因爱你才来。我当然参加行动。不过，万一我们能活下来，我愿把一切献给你，做你的妻子。望你能答应我。”汪精卫本不爱陈璧君，此时为她的真情所感动，点头应允。当下，陈璧君再次提出，汪精卫咬破手指，血写一“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又为汪精卫终于接纳自己而欣喜不已，于是离京前往南方，继续革命。

    王府附近发现炸弹，顿时满城风雨。清廷如同大祸临头，厉命出动所有警察、侦探，尽快破案。

    不久，清廷警察侦出此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是朝廷通缉的汪精卫。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

    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均发起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汪精卫，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重新对革命党有了信心。这正合于汪精卫的初衷。

    汪精卫被关进刑部大牢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唯恐株连到自己。此时，陈璧君却对汪精卫关切备至。她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汪精卫见她如此殷勤，益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

    未几，武昌起义，旬日之间，东南各省相继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专电奏请开释汪精卫等人。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重获自由，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陈壁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情投意合。

    之后，二人结婚。此时，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方君瑛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

    1913年新年过后，国内政局又起波澜，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当初将临时大总统礼让袁世凯，本是汪精卫的意见，大家对他很不谅解，甚至有人说他受到袁世凯的5万元贿赂，他当然是愤愤不平。此时，陈璧君已生下婴儿，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了。

    半年之后，辛亥革命后，方君瑛去法国留学。汪精卫大喜过望，忙着赶到里昂去接船。当他见到方君瑛时，两年的岁月，方君瑛已经出落成一个仪态万方的大美人了。那一种温柔婉淑的风情，与陈璧君的豪爽骄悍，恰成强烈对比。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方君瑛与汪精卫的关系有了发展。

    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汪精卫夫妇受国内函促，一度回国。

    回国以后，汪精卫再去访晤方君瑛，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兴致正浓，索性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起来。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

    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的到处游玩，不拘形迹，无形中引起人言啧啧，也难避陈璧君预先布置监视他们的耳目。于是，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一场风暴终于降临了。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吵了起来。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的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

    随后跑到学校对付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jian、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jian，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rou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汪精卫在自己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绝不可能和他结合，仍然不惜抛弃丈夫，拆散家庭，对汪精卫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热恋汪精卫，是向一个当时享有革命家声誉的汪精卫献出少女的情怀；而施旦之钟情汪精卫，汪已是一个为国人所不齿的汉jian了。为一个汉好而作出如此牺牲，可悲！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却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jian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jian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jian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jian。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jian。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jian？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jian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jian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jian”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jian”们的悲剧。

    第十章 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