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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危急,俊杰费尽周折托熟人弄来两辆汽车,第四天一早载着家人匆忙离开烟台奔青岛。他们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火车沿胶济线行驶,不时有日机掠过。每当这时列车便紧急停车,并发出警报,旅客急忙跑到铁路两旁的野地里隐蔽,等敌机远去后再返回。俊杰把两岁的女儿嘉卉抱在怀里跑,小女孩以为爸爸领着大伙捉迷藏,咯咯地笑,俊杰哭笑不得。如此反复多次,车到济南后,大家已经累得人仰马翻。 淑君怕孩子们经不起折腾,主张在济南多停留一天。两天后他们踏上开往南京的火车。济南车站一片混乱,万头攒动,除了难民,还聚集了许多南渡的北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数以千计由烟台徒步而来的年轻学生,俊杰碰到很多熟人。站台上有手持白旗募捐资助伤兵的人,俊杰捐了一百块,募捐者震惊,因为人们通常最多捐一块钱。 火车无所谓班次,大家见车就上,每节车厢都塞满了人。俊杰和相熟的朋友们先抢上车,各家的女眷和佣人在车下把孩子们从车窗依次塞进去,俊杰他们接住。然后男人们拉着女人从车窗爬进去。俊杰把淑君拉进来后,一时不肯松手,抱着她说“丧乱之时,我们一定要守在一起,切不可分离。” 俊杰他们买的是头等车卧铺票,结果却只抢到三等车厢中的三个座位。三个女人抱着三个小孩坐着,俊杰自己只好笔直地站着,连转身都不能。 半路上,朱自清的儿子告别众人,和几个青年一道下车投奔抗日游击队。望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俊杰不能平抑自己的心情。 第43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 (2) “大达公司以先生之力,当可免此惨烈义务。” “你们是有力赚钱,无力爱国!”杜月笙微皱眉。 这是大达轮船公司内部股东会议。1935年7月,日后纵横北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德国陆军名将法尔肯豪森,身为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鉴于日益紧张的中日形势,起草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指出在长江防御方面须封锁江阴。日后中国军队的抗战行动很多在这个文件指导下进行。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担心日本军舰沿着长江水路快速西进,攻克南京、甚至重庆,而如果依靠海军在水面上狙击日舰,几乎没有任何胜算,于是,沉船断流成为唯一选择。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沉船,江阴沉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隔断航线,防止大批日本军舰从吴淞口溯江而上,直冲南京;二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驻留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以及大批日侨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 沉船断流的重任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航运公司肩上,其间,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轮船招商局、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 接到国民政府交通部沉船封江的密令,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主席沈仲毅立即召集同业秘密会议,动员同业以船身较次者租给政府用以阻塞江阴水道。杜月笙率先表态,将无偿捐献出自己名下的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杜月笙此言一出,众人纷纷踊跃参加。处此国难当头,听着沈仲毅转达交通部俞飞鹏部长对上海航业界的厚望,各航商均深明民族大义,共抱同仇敌忾之决心,慷慨应征,按预定计划完成沉江船舶的集中。 不料杜月笙在召开大达公司内部会议时,股东们提出异议,希望杜月笙凭借他的活动能量,保全大达公司。 “周翰,你怎么想?”杜月笙问顾周翰,周翰是除杜月笙之外,大达轮船公司的最大股东。 “一切由先生决定,听先生安排!” 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周翰即派经国回乡把祖母吴氏接到上海,准备立刻去美国。但吴氏和陈氏绝不肯走,认为战火不会扩大,周翰很无奈。 大达公司内部会议上,杜月笙排除众议,决定以总计1万吨的江海大轮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沉船计划,他同时叮嘱与会各位股东封江断流的事不要泄露。会后,周翰留下来跟杜月笙闲谈几句,杜先生说要在自己门下找一个稳妥的人带船去江阴,配合政府行动。“我去吧,先生。我近来无事,想去看看。”周翰是好动的性子。 “周翰,那怎么好?劳烦你去是大材小用。” “救国救难的事我愿意亲身经历。是我性子不够稳妥,先生不相信我?” 两人都笑。 8月11日,日军出动27艘战舰开进吴淞口,直逼上海。11日下午参与沉船断流的各航运公司接获海军封江密令。12日清晨,海军的舰队与民用江海大轮集结于江阴下游的鹅鼻嘴。 8时整,江面各军舰由“平海”号轻巡洋舰率领进行升旗礼。各舰官兵在舰舷“站坡”,遥向军旗行礼致敬,陈绍宽的上将司令旗在军乐声中冉冉上升到“平海”号主桅顶端。随后海军派员至各民用轮船,指示船员注意两岸停泊标志,使船横沉于连接两岸标志的一条直线上,此时大达轮船上的船员们才知道要凿船沉江。 各船抵达预定位置后,坐镇“平海”的陈绍宽发出沉船命令,8艘清代遗留的旧军舰和23艘大型商船于江面最狭窄处打开水底门、缓缓下沉。此时汽笛哀鸣,军旗低垂,不能痛击敌人于水上,而无奈做此悲壮之举,海军众将士皆黯然无语。自沉作业一直进行到傍晚才初告结束,周翰站在岸边旁观沉船封江,明白海军要在江阴誓死挡住日军,心中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