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

    石苞、陈骞坐定，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那番已重复过无数遍的话。

    “昔日，太祖武皇帝拨乱反正，辅佐刘氏，后汉禅让给魏，真乃天下盛况啊！魏朝历经多代，其间几近倾覆，幸赖晋王匡扶。晋王对魏实在有再造之恩哪……”

    “陛下可知道古代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

    “你们的意思朕全明白。”

    这番话，曹奂几乎都能背诵下来，核心意思不外乎是劝曹奂禅位给司马炎。近日来，想必朝廷公卿也免不了对曹奂吹风，可唯独石苞和陈骞的劝谏被载于史册。这意味着什么？二人身为魏国军事力量最强的藩镇重臣，分量自然比朝廷公卿要重得多，因此，由他们二人出面，基本上可以算作最后通牒了。

    与此同时，司马炎任命他的亲信羊祜（hu）（司马师夫人羊徽瑜的胞弟）担任中领军，统领左卫、右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骁骑七营禁卫军，全权负责皇宫内安全。又临时在京都洛阳增置了四个新的护军，负责统领驻扎在京畿一带的中央军诸营以备不测。京都局势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很快，这里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曹奂颁布诏书：“晋王祖孙三代辅佐皇室，德勋泽被四海，朕决意将皇位禅让给晋王……”

    司马炎执意推辞。

    紧接着，以何曾、王沈为首的公卿大臣反复恳求司马炎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绝非虚情假意，因为倘若司马炎不答应，他们这辈子就真算白忙活了。

    司马炎没让大家太多费心。公元266年初，他终于接受。这份诏命已经让司马家族三代人苦等几十年了。

    洛阳城外南郊建起了一座高坛。

    公元266年2月8日，高坛下会集了数万朝廷官吏，高坛上，魏帝曹奂和晋王司马炎迎面站立，一如四十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汉献帝刘协和魏王曹丕各自所处的位置。一切都结束了，解脱了，大魏国终成过眼云烟，埋没在人们的记忆中。曹奂有些愧疚，但他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无法阻挡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已不知道该追溯到哪一年、哪件事了。

    “魏朝天禄永终，历数在晋！”伴随着钟鼓齐鸣和欢呼声，历经四十六年的魏国国祚终结，被晋取代。

    有人把司马家族篡魏和曹氏篡汉相提并论，这多少有些不妥，客观地讲，早在“党锢之祸”、黄巾党起义以及暴臣董卓秉政的时代，东汉王朝就已濒临崩塌、名存实亡了。曹cao是东汉末期的权臣不假，但若没有他，汉室应该更早寿终正寝。司马家族却不然，在他们夺权的时候，魏朝相当强大，更没有倾覆的危险。但不可否认的是，恰如蜀汉的企业文化由刘备、诸葛亮建立一样，曹cao也一手造就了魏国的企业文化——权臣篡国，正因为这种企业文化（或者可被称为不健康的基因），司马家族才有了成功的土壤。可以这样概述，曹丕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来了皇位，司马家族则依靠九品中正制迅速做大，以利益驱使、控制士族，最终又将曹氏推向了覆灭。

    不过，即便是司马炎称帝这种对司马家族百利而无一害的喜事，族人中竟也冒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司马懿七弟司马通有个儿子名叫司马顺，他在禅让大典上口不择言地发了句牢sao：“这和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根本不是一码事，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称为禅让！”司马顺绝对算家里的异类，事后，他被罢黜官爵并流放。

    司马炎称帝后，重新追谥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帝王死后供奉于皇室宗庙中的牌位名号。庙号有“祖”“宗”两种，大体上，开创基业称祖，守成明君称宗。司马懿毫无疑问是开创晋朝的“祖”，司马师是“宗”。而司马昭也称“祖”，是因为他被魏朝册封为晋王，也算开创基业。再补充一句，司马炎死后，庙号同样是“祖”，因为他是晋朝真正意义上的开国皇帝。

    再说谥号。当初，曹cao生前数度流露出想得到“文”这个谥号的意思，但死后却被曹丕追尊为“武”皇帝，孙权在称帝后也仅仅追尊亡兄孙策为王，而非皇帝。如今，司马炎追尊伯父司马师为皇帝，又把“文”这个谥号给了他爸爸司马昭，他比起曹丕和孙权有着更为宽广的胸襟。其实，甚至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若论宽厚大度的帝王，司马炎绝对能拔得头筹。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魏国消亡后，曹奂被封为陈留王（这是为了纪念当初曹cao在陈留郡起兵创业），食邑一万户，并且，他和当年的曹芳一样，也被软禁在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里。后来，在西晋时期的多起宫廷政变中，又有多个司马皇室成员被幽禁在此，金墉城遂成为专门安置失势皇族的地方。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就在曹奂离开皇宫，前往金墉城的路上，一个须发雪白的老臣突然扯住了他的衣服。“陛下！陛下！”这老臣正是太傅司马孚，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臣到死的那天，也依然是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啊！”

    曹奂茫然地凝视着司马孚，他早就听说当年曹芳被废、曹髦被弑时，这位老臣也是像现在这般悲伤。他有点不知所措：“司马公快快请起。”说着，伸手将司马孚搀扶起来。这些年，他目睹司马孚为巩固司马家族权柄所做的努力，但除了哭之外，他从未见过司马孚为曹氏社稷做过任何事。虽则如此，曹奂的眼眶还是不禁湿润，心头五味杂陈，涌现出异常复杂的情感。

    不远处，司马炎望着司马孚的惺惺作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小声嘀咕了句：“这位叔祖父，果真如父亲形容的那样，太入戏了。”

    又过了段时间，曹奂迁居邺城，受到极高规格待遇，被获准仍以皇帝的方式生活，一切按照魏国的惯例来进行，他的宫室犹若一个仿生态的饲养笼。不过，曹奂并不介意，他今年二十岁，自他出生之日起，便一直如软禁般生活着（其实，他也的确一直被软禁着），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无任何不同。而后，曹奂再没有离开过邺城，活到五十八岁病逝。另外，那些被软禁在邺城的曹cao的子孙后代，其爵位全部由王降为侯，他们也和曹奂一样，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那些可悲的曹氏藩王。

    “曹丕认为天下最危险的人就是自己的兄弟，他居然不信任自己的兄弟……”司马炎没有忘记司马昭临终前对他的告诫。几天后，他开始对司马氏的族人大肆封赏。他将司马氏的藩王定为三个级别：大国食邑两万户，统兵五千人；次国食邑一万户，统兵三千人；小国食邑五千户，统兵五百人。其中，司马榦（司马懿第三子，司马师、司马昭的同母弟）、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司马攸（乳名桃符，司马炎同母弟）这四人按照第一等级封为大藩王，司马炎的其他几位叔伯、堂叔伯、弟弟、堂兄弟总计二十二人封为中藩王和小藩王。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曹氏藩王昔日遭受的苛刻待遇，再与司马氏藩王做一番对比。燕王曹宇以五千五百户食邑位列诸曹氏藩王之冠，这还是因为他儿子曹奂登上皇位，几十年中屡次增加食邑的结果，而且，曹氏藩王受到诸多束缚，譬如不准入京、不准参政、不准离开藩国和频繁更改封地、不准彼此沟通联系，更无兵权，而司马氏藩王全无这些限制。晋室和魏室对藩王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相当微妙，朝代的变革像跷跷板一样，左右起伏不定，其中不乏矫枉过正，而真正的平衡往往转瞬即逝。

    最后再补充一句，这些司马家族的藩王，因为留恋京都的繁华与权势，基本上都赖在京都不回自己藩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更直接参与政治，藩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位于远方的取之不尽的钱库。

    以上二十六位司马氏藩王，却不包括司马孚。

    那么，这位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司马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他可以定义为超级大藩王，食邑是大藩王的两倍，竟高达四万户，官拜晋朝太宰（位阶最高）、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央军最高军事统帅）。每逢新年的朝会，司马孚乘坐车驾上殿，司马炎则亲自走下台阶相迎，对他施以晚辈之礼。当时，司马孚的儿子司马望官拜司徒，像这样父子并列为朝廷上公的情况，亘古未有。

    晋朝开国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公元272年，司马孚九十三岁高龄，即将寿终正寝了。临死前，他写下一封遗书：“大魏国贞洁之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意思是不做伊尹、周公旦这样的首辅权臣），不夷不惠（意思是不做伯夷、柳下惠这样的隐遁避世者，行事中庸），立身行道，终始若一，今素服简葬。”

    想当初，司马孚最早被曹植选为幕僚，以忠言规劝曹植被人称道，可当曹丕成为世子后，他就迅速转投到曹丕门下，丝毫没有因为和曹植的瓜葛受到排挤。同样，在晋取代魏的道路上，司马孚也是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尽心尽力协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维护着家族的利益。可是，他用三次痛哭掩盖了所有的一切。第一次哭，是在曹芳被废时；第二次哭，是在曹髦被杀时；第三次哭，是在曹奂禅位时。有人说，或许司马孚真的没有参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篡夺曹氏社稷的阴谋，可是，包括当年的“司马八达”，以及司马家族的众多子侄辈中，唯有司马孚获得如此高的优待，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对魏室的忠诚？这难道不荒谬吗？一言以蔽之，这位既得利益者，在史书中的形象是温厚而忠贞的。

    司马孚太入戏了，他以毕生演绎了一个忠臣的角色。或许，他确实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出戏。

    “怎样扮演一个忠臣呢？”

    “我本来就是个忠臣啊……”

    成功者

    那些曾经是魏国的臣子，多年来辅佐司马家族，如今都成了晋国的开国元勋和佐命功臣，他们在司马炎称帝后均被加官晋爵，赚得个盆满钵满。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晋朝开国时立于权势顶峰的重臣（基本上都是老面孔），也顺便给这些跟对了老板的成功者做个阶段性总结，他们大多数被授予最高等的公爵（五等爵制度，依次是公、侯、伯、子、男），不再赘述，我们只看官位和权势。

    以下排名按照官位从高到低为序。

    太宰：司马孚。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七年后，司马孚裹着魏朝忠臣的外衣去世。

    太傅：郑冲。前文曾三次讲到过他；第一次，他联合司马昭、司马孚、高柔奏请郭太后，以王侯之礼安葬曹髦；第二次，他率群臣恳请司马昭晋爵；第三次，他逼迫阮籍撰写《劝进表》，助司马昭登上晋公之位。这位儒学巨匠在史书中留下不干涉政事的名声，实则为司马家族侵蚀魏室贡献出巨大力量，也是一个演技派高手。郑冲于九年后去世。

    太保：王祥。这位琅邪王氏成员，以孝道成就了坦荡的仕途，同样又以孝道化身为司马氏政权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当时，王祥已经年逾八十，很少出席朝会，且屡次上表请求逊位。有公卿认为王祥经常不参加朝会理应免去官位，司马炎回道：“王公德行高筑，是朝廷兴隆教化的楷模，免王公官位这事以后谁都不准再提。”不过王祥还是坚持辞职。司马炎无奈，只好答应。王祥毕生清廉，连个宅邸都没有，他的政治谋略旨在经营自己崇高的名声以及为琅邪王氏家族构筑坚实的根基。三年后，王祥以八十九岁高龄逝世，被世人评价为“清澈达观”。

    太宰、太傅、太保这三个官位最早出现在西周，从西汉、东汉再到魏朝只有寥寥数人担任，位次比三公还要高，称为“上公”。司马炎为了显示对功臣的尊重，所以把这三个古代“上公”尊位全搬了出来。继续往下看，在三位“上公”之后，是两个我们很熟悉的最高武官。

    大司马：石苞。兼任扬州都督。他奔丧时说的那句话——“基业都到了这个地步，怎能再以人臣的身份下葬”，绝对是一字千金。

    大将军：陈骞。兼任荆州都督。这位以智谋著称于世的名臣，并没有辜负父亲陈矫临终前的期许，终于将家族发扬壮大。

    以上两位凭借实力，成为晋吴边境两个重要战区的军事统帅，而且以劝曹奂禅位的功绩官拜最高武官。在大司马和大将军之下，是前面多次讲到的三公。

    太尉：何曾。在司马炎继王位到曹奂禅位这短短三个月里，他曾官拜晋国丞相，司马炎称帝后取消丞相制，这和当年钟繇、华歆的境遇如出一辙（钟繇、华歆这两位魏国初代名臣，也都短暂地担任魏国丞相，曹丕称帝后取消丞相制，二人转任三公）。

    司徒：司马望。他是司马孚次子，早先过继给司马朗当养子，蜀国灭亡前，他担任雍凉都督八年，在宗室中声望极高。补充一句，自西晋开始，各地中正官（品评士人的地方官）的选拔最终均要过司徒这一道手，无须多言，司马望肯定没少捞。当司马望死后，人们发现他家里的金银堆得比山还高。

    司空：荀（yi）。这位东汉名臣荀彧的儿子，而今已成为颍川荀氏中辈分和资历最高的宗族大佬，可他的道德cao守，和其亡父根本是天壤之别。

    上公（太宰、太傅、太保），最高武官（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这八个至高官位被称为西晋“八公”，全部位居一品。历朝历代几乎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显赫官位齐聚一堂。这是因为功臣实在太多，司马炎尊崇不过来。不过，纵然“八公”显贵，但仅算官位荣耀，除了手握兵权的司马孚、石苞、陈骞和负责中正官的司马望之外，其他人没太大实权。那么，西晋开国时的实权派又是谁呢？

    在司马氏和曹氏历经数十年的权力之争中，京都禁军的兵权始终是争夺的焦点，鉴于此，先说说西晋开国初期执掌京都兵权的重臣，他们无疑也是最受司马炎信任的人。

    骠骑将军：王沈。这位太原王氏族人，统领着京都骠骑营兵，成为洛阳城外围的防御屏障，同时，他也兼录尚书事（监管尚书台政务）。很多年前，曹髦曾亲切地称呼他为“文籍先生”，可如今，这个称呼早如过眼云烟被人遗忘了。

    车骑将军：贾充。统领京都车骑营兵，成为洛阳城第二道防御屏障。关于这位司马家族的亲信宠臣，后面还有很多故事。

    中领军（晋朝时，中领军一度更名为中军将军、北军中候，后又改回中领军，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我们就一直沿用中领军这一称呼）：羊祜。身为司马师的未亡人——羊徽瑜的同母弟，且是名门羊氏的新锐代表，统领皇宫内七营禁军。不过，羊祜的人生还远未达到巅峰，不久后，他将迈向中国历史较为重量级的名臣之列。

    中护军：王业。统领皇宫外围禁军。这位东汉群雄之一刘表的外孙，在曹髦发动兵变时，义无反顾地和王沈一起向司马昭告密。两年后王业病死，司马炎不忘儿时戏言，又提拔挚友羊琇做了中护军。

    以上这五个人（算上后来继任的中护军羊琇），组成了护卫京都、朝廷以及皇宫的重要力量。

    再来说政权方面，沿袭汉魏时期的尚书台和中书省依然是两个最主要的行政机构。

    尚书台最高统领尚书令：裴秀。他推行五等爵，又帮司马炎争取到世子之位，因而由尚书台二把手升任一把手。当时盛传一句民谚：“贾、裴、王，乱纪纲；贾、裴、王，济天下。”贾指贾充，王指王沈，裴指裴秀。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人祸乱了魏室，却成就了晋室。河东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头等望族，到西晋初年，经由裴秀的努力，其家族势力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裴秀官拜司空，被世间誉为当世名公。裴秀对中国制图学的贡献颇值得一书，他著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齐名。遗憾的是，裴秀也和众多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一样嗜好五石散（寒食散），前文讲过，服这种药后需要喝热酒化解，但裴秀大概是想玩得更high，居然喝了冷酒，导致暴毙，死时四十八岁。往后，河东裴氏家族的后代，包括裴秀的儿子还会在故事中占据重要戏份。

    中书省最高统领中书监：荀勖（xu）。颍川荀氏族人，算司空荀的族侄，素以品行卑劣著称。

    中书省副统领中书令：庾纯。颍川庾氏族人。这个新面孔后文马上会讲到。

    可是，仅仅靠尚书台和中书省彼此制约还不够，一个创新的构想在司马炎脑海中渐渐成形。他让侍中、散骑常侍组成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门下省，以此和尚书台、中书省相互制约。侍中、散骑常侍相当于皇帝的顾问，他们不像尚书台、中书省那样直接负责政务，却因为是皇帝近臣，掌握着最核心的机要，故拥有极大的隐性权力。

    说说西晋初年的门下省要员，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乃是以直臣之名著称的首席侍中任恺，下面即将讲到他的故事。除了任恺之外，司马炎也让包括“八公”在内的部分重臣兼任侍中、散骑常侍，成为门下省成员。其中，石苞、陈骞、荀兼任侍中；王沈、贾充、羊祜兼任散骑常侍。

    从此以后，门下省、尚书台、中书省这三个行政机构分权而治，彼此制衡，史称“三省制”。

    讲到这里，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汉朝到晋朝权力架构的变革。

    西汉初期，丞相权过重，汉武帝刘彻将丞相一拆为三，权力架构逐渐向三公制过渡。光武帝刘秀任命近臣构建尚书台，进一步削弱三公的权力。魏朝时，曹丕又任命近臣构建中书省，以削弱尚书台的权力，三公至此完全沦为荣誉养老官。晋朝（西晋）时，司马炎再次起用近臣构建门下省，削弱中书省和尚书台的权力。后来到东晋时期，皇帝诏书必须通过门下省方能颁布，也即是说，门下省拥有“封驳权（审核、推翻诏书的权力）”，往昔皇帝授意中书省可直接颁布诏书的传统被打破了。门下省不仅分割尚书台和中书省的权力，也削弱了皇权，这大概是司马炎始料未及的。

    从汉、魏到晋这五百年政治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皇帝派那些跟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近臣掌权，近臣一旦掌了权，又不可避免地跟皇帝越走越远，渐渐变成能跟皇权分庭抗礼的外臣。于是，皇帝只好再派近臣组建新部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人对于权力追求的必然结果。虽然每次政治架构的变革无一不是在执政者为给自己谋求更多利益的前提下发起，但结果，往往会令权力进一步分散乃至平衡。

    司马炎构建门下省，创建“三省制”，导致权力分散，政治体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这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最终演变成权力更加分散的“三省六部制”。权力的博弈就是这样客观地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

    宽仁为本

    想当初，魏国名臣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给士族带来数之不尽的利益。司马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有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不过眼下，司马炎已经坐上了皇帝宝座，当然不再需要依靠九品中正制来维护自家权益。可九品中正制的职能却没有改变，它依旧是士族力量的源泉，依旧是皇权的最大威胁……

    尚书郎刘毅上疏：“中正官对本地士人随意品评，手握士人的荣辱前程，他们剥夺了本应属于朝廷的权力，一门心思经营自家势力，臣为社稷深感忧心……”接着，他一口气列举了八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其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

    其二：中正官都想推荐自己人，导致朋党林立，同僚私怨频生。

    其三：才德优劣的立意不明，根本没有严格评判标准。

    其四：中正官任意褒贬，无所顾忌，导致士人怨声载道。

    其五：很多士人流落他乡，本籍贯的中正官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却还要负责品评，结果肯定不准确。

    其六：下品士人政绩突出，上品士人不堪其任的情况屡有发生，士人的能力和名声不匹配。

    其七：人各有优劣长短，以品级择录官吏势不能尽其所用。

    其八：中正官各随喜好，养成了士人不重才德，只钻营关系的恶习。

    司马亮（司马昭的弟弟）和卫瓘（guàn）也上疏：“魏朝时设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计，如今朝野安定，建议摒弃这项过时的法度。”

    对于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司马炎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能获得今天的地位，纯粹是仰赖士族鼎力支持，这项制度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想干，也不敢干。于是，九品中正制只能继续沿用，一直到三百多年后的隋朝才被科举制度取代。

    我们还是回到一片喜气洋洋的晋朝，司马家族作为士族领袖，历经多年艰辛、隐忍，用尽权谋……时至今日，终于建立了一个士族的天堂。而司马炎，则集尊敬功臣、宽容大度于一身，单就这两点，实在是绝大多数老板都难以企及的优良美德。细数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均免不了屠戮功臣、兴文字狱、压迫前朝遗老遗少、搞政治镇压等。这些恶行，司马炎一样都没做。无论是对于功臣、士族、没落的前朝贵胄乃至老百姓来说，司马炎都相当够意思。

    公元266年2月，司马炎刚称帝没几天便颁布诏书，赐予山阳公刘康（汉献帝刘协的长孙）、安乐公刘禅的子弟担任驸马都尉。此举，表明晋室对东汉和蜀汉这两个已经亡国的皇族子嗣的优待。过了两个月，司马炎正式解除对东汉皇族刘氏的禁锢（魏朝严禁刘氏皇族出仕）。甚至，他连魏国曹氏皇族的禁锢也一并解除了，也就是说，虽然曹氏刚刚被司马氏推翻，但他们依然可以在晋朝做官。如此宽容的政策，绝对是历朝历代都难得一见的。

    公元266年，司马炎追尊景帝司马师的首任夫人夏侯徽为景怀皇后。这件事，根据《晋书》记载，是在羊徽瑜（司马师第三任夫人）再三建议下实施的。盛传夏侯徽被司马师毒杀，那么，羊徽瑜究竟为什么要替夏侯徽出头呢？事实上，羊氏与夏侯氏两家来往甚密，羊徽瑜的弟弟羊祜娶了夏侯霸的女儿，堂妹则嫁给夏侯氏成员，既然那些令人尴尬的往事都过去了，羊徽瑜自然希望夏侯氏今后能重整旗鼓。

    同样是这一年，夏侯佐病死。这人乃是魏朝元老——曹cao的左膀右臂——夏侯惇的嫡孙。夏侯惇当年受封高安乡侯，夏侯佐是这个爵位的唯一继承人。然而，夏侯佐没有儿子，自夏侯惇传下来的高安乡侯面临断绝的危险。鉴于此，司马炎下诏：“夏侯惇是魏朝元勋，功绩著乎竹帛。朕受禅于魏，不能忘记魏朝功臣。故，朕决定将高安乡侯之爵位特封给夏侯劭。”夏侯劭是夏侯佐兄弟的儿子，属于旁系，按理说不能继承夏侯惇的爵位。司马炎这么干，算恩赐，卖了夏侯氏一个很大的人情。

    再怎么说，夏侯氏也算是有黑背景的家族，而司马炎接连为夏侯氏做了两件好事，在曹魏刚刚被取而代之的敏感时期，这无疑有助于缓解夏侯氏族人的紧张情绪。

    当初，夏侯尚这一支，因为其子夏侯玄被夷灭三族日渐没落。但魏国初代名将夏侯渊（夏侯惇的族弟）的后裔则依旧繁盛，尤其是夏侯渊第四子夏侯威的子嗣频繁跟司马氏、羊氏联姻，相当显赫。夏侯威的孙女夏侯光姬后来嫁给司马懿的孙子——琅邪王司马觐，夏侯光姬的儿子在未来可是一位建立大成就且很有故事的人。总之，夏侯氏作为魏晋时期地位颇微妙的一支豪族，跟司马氏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纠葛。

    公元268年，由贾充、郑冲、荀、荀勖、羊祜、王业、杜预等十四人编纂的律法终于颁布天下。因当时正值泰始年间，这部晋朝律法也就被称为“泰始律”。汉朝和魏朝的律法均以严苛烦琐闻名，《泰始律》则以宽简著称，因其编纂者俱是当世儒学名家，故此，律法与儒家礼教观契合甚密。该年年底，司马炎又颁布五条诏书：“一正身，二勤百姓，三抚孤寡，四敦本息末（逐本舍末），五去人事（避免官僚派系斗争）。”往后的很多年里，司马炎频施善政，并于洛阳东、西市分别修筑两座粮仓，名为“常平仓”，规定在丰年收购粮食，荒年出售粮食，稳定粮食价格，竭力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

    这里要补充一句，司马炎的宽仁，很大程度上是受他母亲王元姬和姥爷王肃的影响，而王氏所追求的宽仁，早在王肃的父亲——魏国初代名臣王朗身上便有所体现了。史书中记载了钟繇、王朗二人各有千秋的政治理念——钟繇务求明察，王朗则务求宽恕。史书还详细描写了二人针对rou刑（rou刑指割鼻、脸上刻字、断趾、砍足、宫刑等酷刑）展开的一场辩论：钟繇倡议恢复汉朝以前的rou刑，其目的是为了在保证人口繁衍的同时，增加刑罚的威慑力；王朗则不同意恢复rou刑，认为太残忍。当时参与辩论的公卿多站在王朗一边。毋庸置疑，王朗这种为政理念丝毫不差地传给了后代，并最终影响到司马炎。

    从此，西晋王朝便在以宽仁为本的政治风气中迈开了步伐。

    淮南是非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凭借权术，以狠辣的手腕开创了晋朝，司马炎却没有秉承父祖辈这个特点，他以宽容仁厚的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正得益于此，西晋初年竟没有发生过一起企图复辟魏朝和蜀汉的事件。

    这段时间原本平淡无奇，可突然有一天，朝廷望气者（主管星相占卜的官员）的一句话意外激起了波澜。望气者对司马炎奏道：“臣观测天象，东南方恐怕会有兵乱兴起。”

    这句话引起了司马炎的警惕。

    东南方……莫非，又是淮南？

    淮南，位于京都洛阳的东南方向，在这二十年中，有三任扬州都督相继举起反叛的旗帜，实在是个不祥之地。继诸葛诞死后至公元268年，晋室最大的功臣——石苞已经在这里任扬州都督九年有余了。

    这段时间，淮南不知怎的兴起一句童谣：“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马暗指司马，石暗指石苞，这是说石苞功高震主。在那个时代，童谣通常被当作谶语，喻示天下大事。实际上，无非是政治局势在民间流传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可这童谣有点言过其实，石苞功高不假，但还远谈不上震主。如果猜得没错，很可能像二十几年前令狐愚为楚王曹彪造势时散布的那句“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一样，也是别有用心者故意编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别有用心者到底是谁呢？

    答案是淮北监军王琛。就在童谣流传的同一时期，王琛暗地里给司马炎写了一封奏表：“臣听说大司马石苞和吴国暗通，似有谋反之意。而且淮南童谣言道，‘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臣不敢妄自揣测，还请陛下谨慎斟酌。”王琛向司马炎暗示石苞图谋不轨，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这纯属无事生非。石苞官拜大司马，被授予公爵高位，若叛逃到吴国，还能获得比现在更高的地位不成？王琛为何要中伤石苞？这仅仅是因为他看不起石苞卑微的身世。

    并非说出身寒门就永无出头之日，当时很多寒门子弟都凭借才学为自己赢得士人的身份，并通过乡里中正官的品评踏上仕途。可石苞走的路却和其他人大相径庭。

    他是个人见人爱的超级大帅哥。“石仲容（石苞字仲容），姣无双”这句话在当时脍炙人口，史书中更以“伟丽”“无双”形容他的相貌，足见不是一般的帅。石苞正是凭着长相受到众多名士的瞩目，在一系列机缘之下，摆脱商贩的身份，踏入仕途，而后又成为司马师的幕僚，从此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