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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有些具备点文学底子的网友甚至以诗歌、散文的形式，对她们戴镣生活大加赞美，叹为观止。让高瑾又好气又好笑的是，一些女网友甚至表示十分向往这样的戴镣生活，让她们进“天牢”体验一番也好。

    也许在旁人看来，戴镣女子的美艳令人难忘，但这些向往美丽的女孩哪里知道成天戴着镣铐生活的痛苦。让她们戴一个礼拜就知道厉害了。三位姑娘议论纷纷，说着说着又掉泪了，她们是为还在狱中的七位姐妹难过，尤其为受苦最深的杨姐难过。

    敌人只承诺不使用酷刑处死放下武器回监狱的七位姐妹，并没有撤消她们的死刑判决，所以回去后她们必然还要被钉上死镣。同时被钉死两副手镣、两副脚镣和一副脚趾镣的杨姐自然会受罪最多。虽然只戴了不到十天，高瑾三人却早已充分领教了死镣的严酷：原本洗澡时还能享受的片刻自由被完全剥夺，洗身子同时要被迫洗镣。原本还可以在脱离镣铐时，对手腕、脚踝和脚趾进行按摩，让它们舒筋活血，减慢老茧的生成。现在却完全办不到了。原本写字并不受限制，现在有了两副各重2.5公斤手镣的“拖累”，往往字体歪扭、成句困难，上诉书写得字体难看的原因就在于此。她们三人已经不用再戴死镣了，可还在狱中的姐妹却一直要戴着它们到走上刑场、光荣就义。这时间可能是半年，也可能一年，甚至两三年。如此之长的时间可有多少罪要受啊！为此，她们三人不能等待、不能犹豫，必须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杨姐等七位姐妹。

    然而，不论是营救姐妹还是继续革命，没有组织的力量是不行的，当务之急高瑾她们必须找到党。最初一个多星期里，她们完成了一切继续从事秘密活动所必做的准备工作：订制逼真的身份证，购买手机及多套卡号，开设新的银行账户，成功地激活杨姐的五个银行账户，并将总共一百五十万元资金转入新账户。与此同时，她们不断地改换着住处。时而高档宾馆，时而简陋的地下室招待所。直到她们自己已经看不到陌生人出没于附近了，这才按杨姐交给的联络方法，去登了那则征婚启事。

    接下来就是等待。虽然还是每隔两三天就换一次住地，但征婚启事上披露了号码的那几个手机却始终保持着开机状态，日日夜夜等候着电话或者短消息的来临。打进来的电话倒是不少，一对暗号牛头不对马嘴，全是些货真价实的求偶小伙。即使这样的状态，也在热闹过一个星期之后沉寂了下来。

    等不到党来找她们，她们就主动去找党。凭着一年前的印象，三位姑娘去了北郊那家停产已久的小机械加工厂，结果毫无收获。不死心的她们又去寻访高瑾、石敏大学期间志同道合的同学，试图从这些同学那里找到组织的线索。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被寻访者全都不在原先住址，雁岭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消失了。

    至此高瑾清楚在雁岭的等待已无意义，考虑再三她提议去临全，看看能不能找到许彦超，石敏和钱红梅也都同意。三位姑娘不坐飞机，选了一趟慢车，行事低调地来到临全。找了个僻静旅馆住下后，她们就开始了寻找。当年为准备营救杨姐而先后驻扎过的两处高档别墅都去过了，杨姐昔日的产权住宅也去过了。结果还是所有地方都早就换上新主人，物是人非。

    以前在里看到的革命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痛苦，高瑾现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难道是组织上因杨姐的被捕已将与她的约定联络方式作废？难道她们依然没能摆脱敌人的盯踪，成了敌人钓鱼的诱饵，事实上仍是不住监狱、没有镣铐的囚犯？难道组织上怀疑她们的忠诚度，认为她们已经叛变投敌？高瑾在心中暗暗问着自己，却不肯放弃希望。她强作镇静告诉两位伙伴，组织上是因为要考验她们，所以才迟迟不来联系，并且搬迁了所有她们掌握的机关，所以她们要有耐心去等待。困难时期，稳定军心是很重要的。

    于是她们在临全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区里租了套三室一厅公寓，做起了长期坚持的准备。白天，高瑾和两位姐妹聚在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分析社会形势。一到傍晚，她就借口出去散心，徘徊于临全的大街小巷。她希望在下班的人流中，有一天突然看见许彦超或其他她认识的临全同志。在确认没有尾巴的情况下，向他们倾诉自己三人对党的赤诚，恳请党相信她们，接纳她们。不曾想出去了没几天，她们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消息：背后有人，勿累父母。落款忠哥，正是少年唐汉党与杨姐约定的暗号。

    确知仍未摆脱敌人掌控的高瑾三人，顿感万念俱灰。自己都未脱险，还奢谈什么为党效力，救出杨姐。下一步何去何从。是主动回监狱与杨姐会合，共同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还是顺其自然，在外面待到敌人失去耐心抓她们回监狱？或者不顾敌人的监视，独立继续暴力惩贪事业，最后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三人议而未决。最后，还是短消息上那句“勿累父母”让她们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我们不如先各自回家，看望一下父母，然后再回来决定去向。”高瑾提议道。

    “同意。”这次是三个人的声音。

    五十五

    狱内“七美”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