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列车（二）

    初冬的太平，冷空气无孔不入，可当靠近郭发的时候，却感觉格外暖和，像是围炉那样熨帖安适，别人只是寻常的棉手套，他则是军绿色手闷子，不漂亮，甚至丑陋得有点令人羞耻，却把你在冰天雪地里闷出汗来。我喜欢郭发的拥抱，他比我的身体大两个号，能把我完全包裹住。如果我也是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就好了。

    每天清晨，天还擦着黑，我疲惫地走在路上，常常感到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的坚韧，他们龇着牙，把自己裹得像雄伟的熊，即便冒着风寒，却还是勇往直前地走着自己的路：活着呗，还能死是咋？我羡慕他们，人间是很好的，希望我能留得再久一点。

    ——2000年11月1日齐玉露随笔

    主治医师是个中年女人，姓龚，清瘦苍老，头发和脸上活像挂了一层霜，余祖芬静静地坐着，双手握拳放在大腿上，像是在接受拷问那样紧张：“找我有啥事儿？”

    龚大夫平静地对她说：“从你这个CT和抽血的结果上看，是肝癌。”

    作孽一生，也算是有了报应，余祖芬更是没什么波澜：“我爸和我老姑都是得这个病死的，看来我他妈的也是没逃过啊，都是命。”

    诊室里的两个中年女人默默相对，仿佛谈论的并非生死。

    龚大夫摘下口罩，脸上的霜融化了一些：“我认识你，余祖芬，二十年前你生你儿子的时候，我就在边上，那时候我还在妇产科室。”

    “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我？”余祖芬眯着眼，感到不可置信。

    “怎么能不记得，你那丈夫，叫郭震是吧？当时你在里面难产，他在门外撒酒疯，说你怀的是野种，”龚大夫这时候眼中有了泪花，“你当时死活生不出，我看着你身上，一块一块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疤，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样式儿的光荣事迹，八辈子都忘不了。”

    余祖芬苦笑着：“我记着我当时两天就出院了，还有个小大夫给我塞了两盒归脾丸，我以为是给错人了，是你吗？”

    龚大夫点了点头，鼻子发酸，两眼仍是凌厉如刀：“女人，活着多不易啊，我记得你家儿子生出来特别沉，八斤多，现在看着倒瘦多了，天天来送饭，伺候你吃喝拉撒，行啊，你还是有福。”

    “谢谢你。”余祖芬这一生很少说这样的话，声势低弱，张不开嘴似的。

    龚大夫拍了拍她：“不习惯就别说，我不差你一句谢谢，我就是看不得女人受苦，这世道太他妈的cao蛋了。”

    余祖芬低下头，眼泪这才姗姗来迟，簌簌而下：“别告诉我儿子，我不想拖累他，他过得够苦了。”

    龚大夫抖一抖手里灰败的CT照片，上面印着她被肿瘤侵蚀的内脏，发出一声脆响：“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你不能放弃。”

    余祖芬猛地抬起头：“龚大夫，你见识得多，你知道人命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就是这么贱，我……像我这种人，真就活够了。”

    她站起身，迎着阳光，朝办公桌上菩萨般的故人鞠了一躬，出去的路步履轻快，心绪轻盈，癌症像是上天送给她的一个礼物，终于可以解脱了。拜拜了，这cao蛋的世道，这cao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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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祖芬回到病房里，床畔的桌上，放着郭发拿来的保温饭盒，轻轻打开，盛满白花花的热粥，软烂的长粒大米里夹杂着细碎的rou丁，味道是咸口的，旁边还放着一盒芥菜疙瘩。

    她慢慢地咀嚼，尝出那熟悉的味道是郭发粗糙的手艺，咸菜则是万碧霞的慷慨馈赠。余祖芬的伤口隐隐作痛，不是被捅的刀口，也不是患病的肝脏，而是心上的旧疤。

    这些天来，郭发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他变了，十年的牢狱生活让他变得更加沉默，他遗传了她突出的颧骨，嶙峋的脸几乎只用骨头说话。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余祖芬喝得浑身是汗，一身雪衣的年轻护士推门进来，在她乌青的手背上插入崭新的针头：“余祖芬，你儿子儿媳妇儿对你挺好啊，多孝顺呐，好好养伤吧，你身体恢复得真不错。”

    多么有希望的赞许，余祖芬干裂的唇角勉力一扬，扯出淡淡的笑容，转头静静地看着细软剔透的输液管里落下一滴滴晶莹的药水，忽然将针头连根拔起，粗暴利落，任由鲜血回流，染红纯净的药瓶。

    她脱掉蓝白条纹套装，换上郭发带来的换洗衣服，竟然是二十年前的旧物，堪堪穿上，却已经太大，很不合身，更显出未愈的脆弱来，在随身的镜子里，她拢了拢碎发，没有犹豫，一跃跳下二楼，逃离了她住了半个月的病室。

    她在电话亭拨了串号码，没想到十年过去，自己仍能清晰地记得她和万碧霞还是至亲的好友，自从郭发入狱，她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说过话了。

    “喂？”一个干脆飒爽的女声。

    余祖芬调侃地说道：“怎么，不记得我了？老朋友。”

    万碧霞还是听出了她的声音：“小芬儿？咋是你，你咋样了？”

    余祖芬开了个玩笑：“你倒是来看看我啊，净说风凉话。”

    “你的住院费都是我掏的，我可不风凉，”万碧霞问，“你有什么事儿？”

    余祖芬的语气凝重起来：“我不觉得我欠你的，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嫌多。”

    电话的另一端，万碧霞沉默了很久：“我知道我们家欠你和郭发的。”

    “一会儿，在你家见。”余祖芬四下里张望，挂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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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齐玉露阖上笔记本，写完了一天的随笔，吃了两片扑息热痛，上次买的药不到半个月，又要吃光了，她把一帘空了的药袋卷折在一起，扔进垃圾桶——这仅仅是度过长夜的第一步，接着，她从大抽屉深处掏出两个长长的钩针，再选出一团雪青色的毛线，脑海里勾勒着郭发的上半身。

    忽然间，电话响起，是潘晓武：“姐，好冷啊，能来看我吗？”

    齐玉露有种不祥的预感：“你怎么了？跟姐说。”

    “现在能来看我吗？”他的声音有些喑哑，像是哭过。

    齐玉露迟滞了一会儿：“现在很晚了。”

    “……你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潘晓武望着四下里，空寂的旧教堂，全然的黑暗中，只有耳边的折迭手机发出微光。

    齐玉露感到深深的愧疚，她拿出曾经假扮盲人的手杖，踏雪出去，月夜凄冷，过了十二点，就是她的生日了。

    雪夜风寒大，命运一样覆盖在田野上，过往和未来在此交汇，太平小镇响起的这两通电话，一个通向生，一个通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