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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榷茶和增开互市、疏浚运河的好处，朝中大臣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隋朝的茶叶贸易规模很小，只有后世唐宋的十几分之一，本不是北方关陇门阀涉足的领域，朝廷要官营，多征的税一下子也征不到他们头上。而一旦南方常年经营茶叶的商人们被官营重税打压后，说不定关陇门阀还有后进接盘的可能，到时候虽然税还是重了，但是总比现在完全不做要好一些。

    所以，朝廷争议的主要反对点，便是运输税结算的办法，以及运河开掘的巨大成本。一部分出于节俭国用，害怕加重税赋徭役的高官显贵，提出了不一定要开凿运河；而是对陆路运茶的客商也沿途设置钞关，收取官榷的关税；但是这一提议很快因为需要设立的关卡太过繁冗，不易cao作而被另一派反对。

    结果，大朝会上议论纷纷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杨坚见不是个事儿，只是让宦官宣布退朝。并给三省及工部、民部、吏部、兵部主官赐宴，宴后在两仪殿继续会商。

    以杨广的沉稳，当然不可能随便到他自己看过萧铣陈奏的方略就直接来给父皇进言。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前，都是让自己的心腹看过的。首先大局方面，有中书省的虞世基、萧瑀两个绝对铁杆把关，而具体实施细则与花费，则是让新投靠的民部侍郎裴蕴把关。虽然裴蕴一开始对杨广这个计划的前期开支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也没说不能实施，只是说如果不过分加重百姓负担的话，需要分多年完成。

    只要基调和大方向不错，杨广有信心说服父皇按照这个方略先颁行下去，剩下的只是缓急的问题。而只要基调实施了，他杨广的政治资本就会更上一层，毕竟如今大隋四海承平，若是有一个方略可以既控制南陈故地，又削弱北方蛮夷，那就是最大的定策之功。到时候再有人第三次、第四次奏请改立他为太子之后，他只要做完推让的表面功夫，后面就可以顺水推舟接受了。

    当然，杨广可以预见到，太子一党的人，会尽最后的努力，阻击他杨广利用这一次朝廷和亲突厥的事情再夹带私货立功。不过这些人的阻挡，只要见招拆招地碾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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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仪殿上赐宴结束，杨坚让宦官宫女收拾退下，三省主官与相关各部要员便很快进入了状态。上午的讨论把大部分分歧都辩出个对错了，所以下午的议题很明确，那就是直接从开运河收河运榷税这一cao作模式的成本上，以及替代方案的可cao作性上做出辩论。

    太子一党如今势力薄弱，在工部没有什么人，便先从民部下手。暗中听命于柳述的民部右侍郎元衡顺着上午收茶叶陆运关税被据否的议题往下说，提出了一个变更性的建议：陛下，臣以为，由朝廷出资修葺历代运河靡费过大，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惠民之处。若只是要行朝廷榷茶制度，又忧患收税不便，不如改关榷税为种植税，即由地方官吏于每年屯田检地时巡检茶园田亩数量，茶为多年生树木，不比稻麦，一旦种植，难以隐匿。如此，民户种茶多少亩数，便按此征税，而商人售卖茶叶时，便会自行加价，省去朝廷反复计点之繁复。rdquo;

    这个法子朝廷确实省力了不少，说白了就是改流通税为种植税，平白多了一块收入。可惜这个法子的弊端也很明显，马上遭到了持有相反意见的左侍郎裴蕴阻击。

    陛下，臣以为此法颇不可取mdash;mdash;元侍郎所言之法，对于朝廷增收确是效果相等。然如此一来，朝廷如何控制茶叶运输流动，如何调整流入北地的茶叶规模？若是假以时日，突厥人饮茶养命之疗法盛行后，有民间商人贪图利益，肆意争竞压价以打击同行，朝廷又如何监管mdash;mdash;这些理由，恰才大朝会时微臣恐人多嘴杂，不敢提出以免泄露，如今尽陈于上，请陛下明察！rdquo;

    眼见元衡有些撑持不住，如今已然是**万金油的柳述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去助拳，虽然他的职位兵部尚书注定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专业，所以只能靠站在道德制高点强辩道：裴侍郎，怎可以如此险恶之心揣测受朝廷感召的义商儒商。商人言利不假，但是既然是朝廷的榷商，只要批复资格时严加审核，确保都是顾全朝廷大局的人才可做这长途贩售茶叶的贸易，不就避免了失控和恶性争竞么？rdquo;

    柳尚书，若是言义对商人有用，又何来无商不jian之说hellip;hellip;rdquo;

    裴蕴这句反击才刚刚开口，却不了已经被自己一方的其他朝臣打断压了下去。原来却是虞世基和萧瑀都忍耐不住了，齐声开口说道：且不论jian商可否管制。纵然假设可以管制，但是若朝廷改关税为种植税，一旦茶叶卖不出价钱，全部都积压在农户手中，农户又何来钱财完税？茶商知道情形之后，岂有不故意故作囤积之态，诱使农户纷纷贱价抢售以完税？如此，岂非朝廷做了茶商帮凶，把茶叶难售的风险从茶商身上转嫁到了农户身上，如此岂是朝廷长久之良法？rdquo;

    这一论点抛出来之后，柳述不得不彻底哑火。也难怪虞世基和萧瑀急了，主要是他们代表的都是江东系的官员利益，不比柳述裴蕴元衡这些关陇老门阀。茶叶的种植都是在南方，如果征收种植税，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风险和完税压力压到了南方的农户身上，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彻底逃脱风险，所以余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萧瑀怎能不据理力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