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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也不可能从袁世凯处事先获知洪、应杀宋计划，因如前所论，洪、应杀宋，连袁也不曾料到。退而言之，就算袁欲利用洪、应杀宋，也一定不会事先告赵，这与赵是否为袁之心腹无关，而是因为杀人之事，愈机密愈好，多一人知道不如少一人知道；况且袁很清楚，洪并非赵信任之人，自己欲杀宋，而将所用以杀宋之人，告之与该人关系并不融洽之人，有是理乎？事实上，杀宋只有一个主谋，就是洪述祖，是洪述祖起意杀宋，并先后假借中央酬勋位的虚名，和债票特别准的实利，诱使应夔丞付诸实施。其中详情，前已论及。总之，洪、应利用应密杀宋，与赵没有关系。

    九 赵为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是个伪命题

    那些认为袁、赵主谋杀宋的理由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如徐血儿所言：袁素反对政党内阁，宋先生为主张政党内阁之最有力者，宋先生之志行，则袁将不得为所欲为，苦于束缚；赵则恐权位之不能长保，不得肆意横行。此其所以决意欲暗杀宋先生也。[173]又谓：盖赵为袁之人才内阁总理，一旦完全之责任内阁出现，纯由政党出而组织，则赵将来之地位，必难继续，故赵对于责任内阁主张，衔之甚深，遂因是而波及于主张责任内阁之人。[174]这是刺宋案发生不久国民党人的判断，也是百余年来几乎所有人的看法，只不过各人文字表述有所不同而已。如陶菊隐就讲：宋不但是袁的政敌，同时又是赵秉钧的政敌。赵自组织挂羊头卖狗rou的lsquo;政党内阁以来，自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有人要抢夺他的头把交椅，不禁妒火中烧。但他表面上对宋更加友好，而把阴谋诡计隐藏在春风满面之中。[175]本书开头所引唐德刚对赵秉钧杀宋情形的分析，也是把宋教仁说成赵秉钧最大的政敌。这种看似十分充足的理由，其实不过是脱离当时史实、政情，充满主观臆测意味的，极为肤浅的认识，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首先，并无证据证明赵秉钧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国民党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对赵秉钧而言是机会而非威胁。

    赵与宋关系甚为密切、融洽。[176]宋死之后，赵曾于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及接受《新纪元报》记者采访时，详细说明他与宋教仁情投意合的关系，尤其说到他在唐绍仪组阁时出任内务总长，及陆征祥辞职后兼任国务总理，均得到宋教仁大力支持。[177]虽说赵这样讲是为了给自己不曾主谋杀宋辩护，但赵、宋关系究竟如何，世人皆看在眼中，绝非可以造假之事。就连认定赵秉钧为杀宋主谋的徐血儿也不能不承认：赵内阁之得成立，先生（指宋教仁;引者）实襄助之。[178]而赵秉钧也很难被视为宋教仁政党内阁主张的反对者，王治馨在代表赵秉钧于宋教仁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就说：赵与宋有特别关系当唐内阁倒后，宋首倡政党内阁之议，第一赞成者即为赵总理。是时，宋时往赵第，昼夜筹商此事，惜袁总统惑于宵小之言，未能达到目的。[179]赵本人也曾对国民党重要人物张继说：宋在京时，相处最久，相契更深，宋所主张，余极表同意。[180]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赵、宋关系亦有记述，可与王治馨、赵秉钧所言相印证，他说：

    宋教仁去职后，住农事试验场，每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私人对谈，至天明始返。据魏宸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进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惟是否彼此推诚，抑系利用，均不得而知。[181]

    反对国民党甚烈的《国报》因此攻击赵秉钧为国民党所利用，并谓袁派为了敷衍国民党，不得不以赵为国务总理。其言道：

    若唐绍仪，若宋教仁，若赵秉钧，非皆所谓国民党之要人乎？若唐内阁，若赵内阁，非皆所谓国民党内阁，而宋教仁非所谓理想中之内阁乎？唐也，赵也，世所称为袁之旧人也，而不知皆为国民党所利用也赵秉钧者，以微员见知于项城，其人最长警务，手段圆滑，究非总理之才，然而居然处总揽国务之位。以项城之能知人，宁不知其力微负重，必至竭蹶，特以当政党内阁风潮之余，不敢轻以政权付诸似是而非之幼稚政党，而又不能不敷衍国民党也。而赵秉钧适以前此于右任之介绍加入同盟会，于是袁派中所谓二等以下之人才，乃竟得大多数之同意，通过于参议院（其时不同意者仅二票）。[182]

    照此看来，即便不能说赵秉钧积极主张政党内阁，但他至少不反对建立政党内阁。可以说，民初的赵秉钧，与清末的赵秉钧，已大不相同，他不再只是袁世凯的私人，在民初党争激烈的背景下，他通过加入国民党，与后者也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而成为袁世凯和国民党皆可接受的人物。作为当时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必然与主张实行总统制的袁世凯发生权力纷争，而赵秉钧恰好可以成为避免二者决裂的场面人物。事实上，陆征祥辞职后，赵秉钧于1912年9月最终出任国务总理，就是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国民党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对赵秉钧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机会，至少成为正式政府中核心国务员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赵秉钧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他的表现，与其作为一名熟谙旧社会世故，明于人情之机变的圆滑周至[183]政客的特性也是很符合的。那种认为赵秉钧因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便将其视为政敌的认识，显然是很肤浅的。